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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崛起的新贵无疑是刘湘，他所处的东川道乃是西南向东的门户，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埠，当然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了，因此刘湘是西南资金来源最丰富的两个人之一，这两个人就是刘湘和刘存厚。刘湘由于地处富地，因而他改革的就不太强烈，但是，为了站稳脚跟，他对军事工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西南唯一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在成都。在1921年，经过紧张的筹备，在东北的帮助下，一个小型的弹药工厂在重庆成立。
当然，谁都知道，要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就必须要有钢铁，但是自从1920年北京战争以来，由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后，各地厘金率开始毫无节制的增长起来，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不会缺，但是总有军阀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一旦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跟进，或者不应对的话，那么只有自己倒霉。随着厘金率的增加，进口钢铁的价格急剧的上涨起来，已经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以上。
虽然外国列强对此强烈不满，但是，作为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抗议是可以的，但是抗议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一个当权者产生世纪的作用。尽管厘金的上涨对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进口商品也必须缴纳厘金，因此，离海岸线越远，往往受到的实际关税保护就越大，比如在四川，进口商品量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在西部省份当中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对外国商品征厘的现象出现于同盟，发展于湖南，到1922年初已经席卷全国了。同盟征厘起于同盟与关内各省的边境，是防止同盟进口的低关税商品流入关内，而湖南则完全表示了革命的激进主义，湖南工商业不发达，因此财政比较紧张，但是关税在国境征收，湖南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这样，湖南不可能从进口商品中获得什么收益，相反的，进口商品却冲击着湖南的本省工商业，进而对湖南财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1920年底的，湖南议会通过法案，向一切进入湖南的商品征厘，湖南工商界顿时弹冠相庆，21年的湖南财政迅速好转，最终，在湖南宪法中这种原则得到了确立。
为了降低成本，章鸿昭的地质所的地质人员在刘湘的要求下在东川进行了普遍的探矿行动，在重庆附近发现了煤矿和铁矿，这种搭配在西南非常罕见，另一支探矿人员在康东南发现的渡口铁矿虽然要巨大的多，但是最近的煤矿却在云南昭通和贵州水城。因此，倘若要开发渡口的铁矿，就必须建设铁路将铁矿和煤田连接起来，而这将需要巨大的投资以及时间。当然，即使建成了，工厂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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